寒门再难出贵子？一份对北大的调查得出的答案

（原标题：中国大学生家庭出身调查研究：寒门难出贵子？）

2016年，李中清（右）与其父李政道合影于李政道90岁生日当天。图/受访者提供

　　李中清：

　　破译中国精英教育的生源密码

　　本刊记者/霍思伊

　　本文首发于总第837期《中国新闻周刊》

　　李中清缓慢地走向讲台。他有着典型的“美式身材”和一张中国人的面孔。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脸颊两侧微微鼓起，那种与年龄无关的少年感，和他的父亲李政道一模一样。

　　台下的很多同学并不知道他和李政道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主持人介绍他：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历任加州理工大学教授、密歇根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他是将社会科学的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分析的先行者。”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史学家之一，无论从履历还是研究成果上看，李中清都已经凭自己的努力占有一席之地，无须靠父亲扬名。

　　从小他就想要摆脱父亲的影响，因此选择与物理截然不同的历史作为发展方向。他研读繁体典籍，苦练中文。他咬字清晰，表达流畅，虽然带着“美国腔”。“中国正在从考试国家变成考试社会。”他说。

　　这是2017年12月的北京。李中清获邀作一场题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与女性的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演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民国时期的各高校单独考试，多校联考，到1952年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李中清认为，高考改变了中国。

　　父亲的熏陶

　　从小，李中清就常听父亲说，是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此前由于战乱，他数次辍学，辗转多地，始终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小学、中学文凭。

　　当时，中国高校普遍采取灵活多元的招生方式，单独招生与联合考试并存，只要年龄和成绩达标，不需初高中文凭，也可以直接录取。

　　考入化工系后不久，在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引导下，李政道的兴趣逐渐转向物理，并在大二转入国立西南联大就读。后在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下，他大学未毕业便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由于表现优异，芝加哥大学教务长亲自给校长写信说明情况，李政道被学校破例录取，成为世界级物理大师恩里科·费米（Enrica Fermi）的研究生。

　　讲到这里，李中清停顿了一下，他睁大眼睛，自己笑开了。“所以，我爸爸高中文凭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博士是他唯一的文凭。”

　　博士毕业七年后，31岁的李政道因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中清常听父亲说，他的事业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高考制度，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政道。

　　李中清15岁读高中时，对父亲说，自己以后不要学理科，不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要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1970年，他以SAT满分的成绩进入耶鲁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考古学家张光直，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史。1974年至1983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继续攻读硕博，导师是史学泰斗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的研究领域是明、清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问题，致力于探索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

　　何在《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一书中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于前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之家，中国教育与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阶层流动性较强。

　　但1865年以后，清朝进士获得者一直为官宦子弟垄断，科举制之下的社会流动性降到了最低。

　　有学者指出，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只有约三百个大家族，且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

　　何炳棣对科举制与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给了李中清很大的启发。他从科举想到了高考。

　　在帮助父亲处理大量的学生申请材料时，李中清对高考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

　　从1979年开始，李政道牵头创立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通过与美国高校合作、自主命题的方式，用CUSPEA考试取代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开展的TOEFL、GRE等成绩认证考试。

　　每年，李中清都要整理一百多份申请材料。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优秀学生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老牌名校，也有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偏远地区的大学。这与美国的精英学生集中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联盟的情况非常不同。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源逐渐集中化，从原来的“遍地开花”，变成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少数几所大学。

　　李中清很快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对变化背后的逻辑愈发好奇。

　　1973年，李中清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被周恩来特批的三位华裔后代之一，在复旦大学体验中国的“革命”。

　　和任何一个成长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青年一样，李中清反对越战，因参加耶鲁学生运动被抓，厌烦冷血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当时正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有着天然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