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当“80后”“90后”为代表的一代农村青年成为父母后，农村家庭教育竞争现象越来越激烈了？在《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1期刊发的一篇文章中，研究者分析了农村教育竞争兴起的逻辑。
文章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尹秋玲2021年在河南、湖北两省多地县域农村调研发现，农村社会正在兴起一股“择校热”与“陪读热”，越来越多的青年父母不仅不计成本地将家庭收入投入子女择校竞争中，而且宁愿牺牲一个青年妇女的劳动力和劳动收入，也要让母亲返乡陪读，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尹秋玲看来，不论是择校中的物质资源投入，还是陪读所代表的情感陪伴，这都意味着农村侧重父母参与的家庭教育竞争时代的来临。
作者提到，以“80后”“90后”为例，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每当村中出现了一个大学生，其父母和村民便会带着极其欣赏的口吻说：“这个娃娃从小就是读书的料！”若一个孩子未考上，其父母和村民又会说：“他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父母和村民并不会将学业失败归于他们没有把孩子送进城、补课或学校老师教学能力不行，而是借“读书的料”将学业责任归于学生自身。
而当“80后”“90后”成为父母，支撑“读书的料”的社会基础发生了系列变迁，教育责任伦理也随之朝着家庭化方向发生了重大变迁，而新教育责任伦理通俗地用当下许多陪读妈妈的话讲便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尹秋玲表示，农村的教育竞争现象一直都存在，但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农村青年学生时代的家庭教育竞争并不十分激烈，其主要是以学生个体努力为特色的竞争。但当这一代人成为父母后，农村家庭教育竞争现象越来越激烈，更加强调家长的主动参与，这种激烈化突出表现在资源精力投入扩大化、教育过程介入深度化、竞争行为模式城市化等方面。
例如，“80后”“90后”少年求学时期的教育开支一般仅限于学费和生活费。但当他们成为父母后，一方面，教育开支多元化导致物质投入不断提升；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家长角色从最初提供衣食供养和管教道德品行逐渐转变为在生活照料、学业监管、行为管教等各方面的深度参与；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父母开始按照市民的教养观念、培养习惯来培养子女，经济条件中等的家庭向条件好的家庭学习并追赶其投资标准，而条件好的家庭则把目光投向更大城市的精英群体……
在尹秋玲看来，在推拉两股力量中，教育责任伦理完成了从“读书的料”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家庭化变迁。即家庭尤其是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责任越来越大，所承担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元，家长的教育实力与能力成了决定子女教育资源与服务、教育过程以及最后的学业成就归因中的核心因素。
从推力方向看，县域农村教育资源服务在质量上形成了差异悬殊的等级制结构，家长的购买和选择能力成了学生教育资源与服务的决定因素。从拉力方向看，随着青年父母不断在“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后悔呀”中进行自我教育反思与觉醒，以及家庭发展目标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提高，青年父母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越发充分，教育作为家庭发展的渠道也更加关键。
尹秋玲继续分析道，教育责任伦理的家庭化与农民家庭教养目标从“抚育成人”到“培养成才”的转型高度一致，它直接推动了县域农村教育竞争现象的兴起。
首先，它为父母全面参与子女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合理性，让家长产生了一种厚重的教育责任感，即家长为子女学业不断付出努力是应该的。
其次，在整个县域教育资源不断开放的背景下，它会不断激发条件较好的父母去主动采取择校报班、返乡陪读等一系列教育竞争行为，并带动其他条件一般的家长不断地加入其中。以择校为例，当有条件的人纷纷通过买房将子女送进城读书时，没有条件的家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落在起跑线上，便会将大量的经济收入用于给子女报班，希望通过市场影子教育来给学校教育补差，又或者让务工妇女选择返乡陪读，以更多的精力投入来帮助子女学业成长。
最后，整个农村形成了家长不得不返乡陪读，或者又不得不将子女送进城的教育竞争的氛围与环境，由此推动整个县域教育竞争的兴起与发展。
“从农民阶层分化与流动的角度来看，教育责任伦理的家庭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止于不断地引发、刺激并激化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竞争。”文章指出，在“读书的料”所代表的传统教育责任伦理中，学生有没有书读是国家的责任，能不能考上大学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可将此种教育责任伦理所形塑的教育阶层流动模式视为一种典型的个体奋斗式。而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新教育责任伦理中，学生在哪里上学、能不能考上大学高度依赖父母的经济能力与文化资本在子女教育过程的参与转化，如此可将其教育阶层流动模式称为一种典型家庭组织化动员。
尹秋玲最后称，从学生个体努力奋斗到家庭的组织化动员，教育竞争成为农民分化的重要机制，家庭将代替城乡二元体制日渐成为生产教育不平等和扩大教育不平等的前沿阵地，这亟须引起整体社会的重视，也有待更多学者对家庭教育与农民阶层流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